金晨的頭巾玩梗風波，已經平息。

而伊朗的反頭巾運動，愈演愈烈了。

【資料圖】

經過三個多月的抗議活動，示威者與當局的斗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。

據聯合國統計，伊朗安全部隊已逮捕了至少1.4萬人。

人權組織稱，已有上百人喪生，包括至少40名兒童。

血腥、殘暴的鎮壓，激起了更多反對聲。

其中包括伊朗影后塔拉內·阿里多斯蒂。

她曾多次發帖聲援反政府浪潮。

最新消息稱，她已經被安全部隊拘捕。

這不是伊朗電影人第一次身陷囹圄。

時不時就有知名的伊朗演員、導演被封殺、判刑、驅逐的消息傳出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雖然政治管制如此嚴苛，伊朗電影卻依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。

兩次摘得奧斯卡金像獎，常年是各大電影節的座上客。

出過大師級導演阿巴斯·基亞羅斯塔米。

今年戛納電影節，伊朗演員扎拉·阿米爾·阿布拉希米更是憑《圣蛛》擊敗湯唯摘得影后桂冠。

貧瘠的土壤，卻長出了繁盛的花朵。

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？

不妨借此機會，一探究竟——

《小鞋子》或許是大部分中國觀眾看過的第一部伊朗電影。

40萬人打出9.2分，穩居豆瓣top250。

1999年在美國上映時，創下伊朗電影有史以來最高的票房紀錄。

獲第71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。

伊朗電影，沖出了世界。

但，榮光之下，再看此片，最大的感受卻是樸拙。

全片講了一個簡單的兒童故事。

一天，哥哥不小心弄丟了妹妹的鞋子。

這是個貧困的家庭，那是妹妹唯一一雙鞋。

哥哥哀求妹妹不要告知父母。

他焦急地奔走在街頭巷尾尋找鞋子。

他和妹妹不得不在上學時窘迫地共享一雙舊球鞋。

影片最高潮，哥哥參加了一場馬拉松比賽。

因為第三名獎品正好是一雙新鞋子。

但荒誕的是，因為發力過猛，哥哥成了第一個沖過線的。

影片結尾，贏得冠軍的哥哥，因為錯失季軍獎品而悲傷落淚。

不只情節單純，這部影片各方面都很樸素。

小成本制作，非專業演員。

自然光源，同期聲音。

攝影、剪輯都相當樸素，有濃濃的寫實風格。

但最打動人的也正是樸素的影片傳遞出的質樸情感。

它遠遠超出了兄妹情，更有深刻的人文關懷和人性照拂。

片中，兄妹倆其實一開始就找到了丟失的鞋子，它被一個小姑娘穿著。

他們試圖討回鞋子時發現，小姑娘的父親是一位盲人。

善良的兄妹倆默契地對視一眼后，默默離開了。

相比好萊塢電影龍卷風一般的狂轟亂炸，此片如一陣微風，不夠濃重，卻能觸碰到人們最纖細敏感的神經。

但這并非導演馬基德·馬基迪獨辟出的風格。

可以說是80年代中期之后，伊朗電影新浪潮時期作品的整體風格。

新浪潮主將阿巴斯·基亞羅斯塔米拍出的「村莊三部曲」（《何處是我朋友的家》《橄欖樹下的情人》《生生長流》）中，這種美學風格已經相當成熟。

亦是以平實的影像、淳樸的情感，呈現普通人的生存狀態。

但這與其說是創作者自覺的選擇，不如說是因勢而動、軟性抗爭的結果。

由于伊朗政教合一的國情，電影很長一段時間都被視作「褻瀆神靈」的存在。

尤其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，電影生產一度中斷，很多電影人因「腐蝕公眾罪」遭起訴，政府下令審查所有以前公映過的影片，90%的作品（約2000部）被禁演。

伊朗電影徹底落后于全球電影發展的步伐。

也因此，早期大部分本土電影幾乎看不到先鋒的技術和理念。

罕有先鋒意識的導演阿巴斯，在國內被封殺了十余年。

《我在伊朗長大》

伊朗的電影審查制度更是完全被教義浸透。

除了禁止常規的暴力、血腥畫面外，對女演員要求尤為嚴苛。

女演員必須戴好頭巾、面紗，不做「過激行為」。

這使得最尋常的男女關系都很難呈現。

《橄欖樹下的情人》里，男女主拍愛情戲也要謹慎地保持距離，目光都不敢相觸。

無奈之下，才有越來越多的導演選擇將鏡頭對準兒童。

阿巴斯說，在不那么政治性的電影里也可以實現政治的表達。

他們借孩子純真的視角，隱曲地呈現社會的苦難，呼喚人心良知。

就像《小鞋子》中，孩子澄澈的目光和家中慘淡的光景形成刺眼的對照。

《白氣球》《誰能帶我回家》等很多伊朗兒童電影中都有類似的畫面。

《白氣球》

但為什么直到1997年這部《小鞋子》才讓伊朗兒童電影真正進入國際視野？

除了影片本身的質量外，更與當時的文化政策有關。

伊朗電影有兩次發展期，第一次是1982年，伊朗政局穩定后，為發展經濟，鼓勵本土文化發展。

設立了法拉比電影基金會，為電影創作提供資金援助，審查也開始放寬。

但宗教限制依然嚴格，兒童、青少年題材也就成了基金會主要扶持的電影類型。

阿巴斯的《何處是我朋友的家》產生于這一背景下。

伊朗兒童電影也由此發展、成熟起來。

伊朗電影的第二次勃興是1997年新總統上位后。

全球化的刺激下，伊朗政府再次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。

取消了極端審查規定，解禁了外國進口片，還傾資支持年輕導演出國學習。

在這一時期，涌現出許多電影人才，還有女性導演。

莎米拉·瑪克瑪爾巴夫

在這一背景下，美學風格已經臻至成熟的兒童電影《小鞋子》，水到渠成地打開了伊朗電影走向世界的大門。

同年，其實還有一部阿巴斯的《櫻桃的滋味》，獲戛納電影節金棕櫚。

雖沒有市場的巨大反響，但卻在藝術一極同樣將伊朗電影推向了國際舞臺。

走出閉塞的環境后，與世界的溝通、對話成了伊朗電影即將面臨的新挑戰。

如果說，《小鞋子》讓全世界看見了伊朗電影。

《一次別離》則讓伊朗電影在國際舞臺上真正獲得了一席之地。

2011年，在柏林電影節一舉斬獲金熊獎、影帝、影后三項大獎。

次年又打敗張藝謀耗資6億的野心之作《金陵十三釵》，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。

這部同樣是小成本、紀實風的家庭電影。

但在內容上卻是一次大膽的突圍。

影片不再只是對伊朗底層現實景觀化的展示。

而是直接戳破宗教與世俗人性的沖突，影射了伊朗等級分明的社會現狀，更涉及移民、離婚等在伊朗仍是禁忌的話題。

影片主要矛盾集中于一對護工與雇主。

男主與妻子分居后，家中患阿茨海默癥的老人無人照顧。

他請來一個護工。

貧窮的護工為了生存不得不違背教義照顧老人如廁。

但有一天，男主回家后，發現這樣一幕——

自己的父親癱倒在地，雙手卻被綁在床上。

男主大怒，認定護工每天都將父親綁起來后出門忙自己的事。

他不聽任何解釋，將護工推出了家門。

沒想到一天后，他居然被指控謀殺。

因為護工表示，自己被男主推下樓梯后，流產了。

到底是誰的問題？

實際上兩方都有問題，男主雇傭孕婦，護工自己流產卻想騙男主的賠償金。

但這一真相因為缺乏證據很難厘清。

法律難以維持公正，家庭也無法給予信任。

宗教就成了維持生活繼續運作的重要一環。

但不同的是，對中產階級的男主而言，宗教讓他脫身。

他以《古蘭經》起誓，謊稱不知道護工是孕婦而脫罪。

對護工來說，宗教卻徹底壓垮了她。

她做不到用《古蘭經》發誓。

她最終崩潰了，大哭著放棄了賠償，承擔了一切罪責。

荒誕的對比，證實了宗教的兩面性和虛偽性。

由于內容敏感，伊朗本土對這部影片沒有過多宣傳。

但也并沒有明令禁止。

這依然與當時的政治背景相關。

2009年伊朗大選后，伊朗與西方因導彈計劃形成了難以調和的緊張局面。

這部影片被看作一次「示威」，向國際社會展示伊朗的文化實力。

表現09年后伊朗社會的紀錄片《綠潮》

但因為電影本身遠遠超越了民族性。

從對伊朗社會、家庭的客體性反思，觸及到現代社會共通的性別、教育、人性話題。

反而使影片有效地緩和了政治的敵對狀態。

導演法哈蒂獲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時說：

「在政治家之間談論戰爭、恐嚇與侵略時的時候，他們國家的名字‘伊朗’在此以他光輝的文化而被提及，這是一種隱藏在政治塵埃之下的豐富而古老的文化?！?/p>

宛如一個文化外交大使。

5年后，他的《推銷員》更是將美國的《推銷員之死》與伊朗新浪潮開山之作《奶?！返奈谋鞠嗳诤?，再次問鼎奧斯卡。

他的創作也很能代表伊朗新現實主義的突圍路徑。

同代導演賈法·帕納西、穆罕默德·拉索羅夫也都有很強的社會批判性。

表達策略都是從小切口呈現個體困境，瞄準社會頑疾。

技術和思想上都逐漸與世界有了更深層次的溝通。

穆罕默德·拉索羅夫《白草地》

其實不難看出，雖說伊朗審查制度多次松動。

但基本上都是政治因勢利導的一時調整，并不是出于對伊朗電影發展的真正關切。

深植于文化基底的宗教始終未變，注定伊朗電影始終是戴著鐐銬的舞蹈。

即使今天伊朗電影已經蜚聲中外，但伊朗本地人依然很多都看不到或者只能看閹割版。

伊朗的電影神話，是一代代伊朗電影人風雨不改、縱馬橫刀的結果。

除了上述所說的與審查制度的游擊戰。

更有很多電影人用「禁片」正面抗爭。

阿巴斯說，「有的人用缺席影響世界?！?/strong>

拉開伊朗電影變革序幕的《奶?！?，因揭露貧困村莊里的絕望現實被禁。

賈法·帕納西的《越位》，在明令禁止女性看球的環境中，公然拍女性看球的故事。

穆罕默德·拉索羅夫的電影從未在伊朗發行過。

《再見伊朗》講伊朗女律師想方設法逃離伊朗。

《無邪》揭露伊朗強制服兵役、執行死刑，以及司法體系等各方面的社會弊病。

紀錄片《禁止收看》，呈現伊朗民眾受限的資訊與言論。

他們也都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。

2010年3月，穆罕默德·拉索羅夫和賈法·帕納西被捕。

一次次上訴后，拉索羅夫被判處1年有期徒刑、2年旅行禁令以及終身禁拍電影。

帕納西被判6年有期徒刑，20年內不得制作或執導任何影片，不得寫劇本，不得接受國內外媒體采訪，不得離開伊朗。

還有演員、制片等其他工作人員也都卷入其中。

演員瓦法米爾因拍攝批評伊朗保守風氣的《出售德黑蘭》，被判處1年監禁及鞭笞90下；

參演《出租車》的伊朗人權女律師，被判處38年監禁和148次鞭刑；

《圣蛛》全劇組受到官方批評，收到死亡威脅警告……

他們卻并未因此屈服，反而表現出更加激進的反抗。

賈法·帕納西用「非法」手段拍出紀實影像《出租車》，拍下伊朗出租車內不見光的光碟交易，毫不留情地批評伊朗政府固步自封的腐朽面貌。

今年一部揭示伊朗女性困境的《圣蛛》，導演拍攝時被捕，后又遭到驅逐，最后依然堅持在鄰國約旦完成拍攝。

電影之外，還有很多電影人因為對社會事件的發聲遇害。

比如最近的反頭巾運動，《推銷員》主演塔拉內·阿里多斯蒂冒著危險發聲。

她也始終不是一個人在戰斗。

她被捕后，更多的同行也都站了出來。

相比內娛明星在公共性話題上只顧明哲保身，他們的勇氣讓人驚嘆。

但自然，這也是他們沒有退路的選擇。

不止電影受限，他們就生活在無處不在的限制中。

生存空間被擠壓到避無可避時，反抗就成了唯一的出路。

阿巴斯曾在采訪中說，「限制給了人們發揮創造力的機會?！?/strong>

正是對自由的不舍追求，鍛造了伊朗電影永遠涌動、旺盛的生命力。

同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，伊朗電影的發展足以給我們啟迪。

每次一提到中國電影的低迷現狀，很多人都歸結于受限太多。

但，束手就縛就是唯一的選擇嗎？

伊朗電影人讓我們看到，事在人為。

有人背負枷鎖創造奇跡，有人劈開枷鎖舍身成仁。

別忘了，藝術的另一面，本是無畏。